蔡国强与Frank Gehry：奇观缔造者之间的对话
伴随一簇簇粉色烟花在泉州北乌礁的高空绽放，无数架无人机在一旁拼出“砍兰”二字（闽南方言中的“厉害”），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在12月9日早晨正式迎来破土。“还挺像那么回事儿。”致辞时，蔡国强腼腆地笑道。
这将是蔡国强的多年好友——普利兹克奖得主、解构主义建筑大师Frank Gehry在中国的首个项目，为了纪念其设计概念的发表，也是作为奠基仪式的前序，蔡国强还特地于前夜在这里上演了一场特别创作的艺术烟花无人机表演。
上：蔡国强在泉州市中心鲤城区的一处露台上
下：蔡国强在12月8日晚的《海市蜃楼》艺术烟花无人机表演现场
在12月8日晚这场被命名为《海市蜃楼》的烟花奇景中，“东西塔”跨海而来，“光明塔”幻化为火箭而如流星般消隐；无人机与烟花拼贴出Frank Gehry为艺术中心创作的手稿图案，在夜空里耀眼闪烁；高潮部分的“满城尽开刺桐花”则在轰鸣声中盛开出无数朵鲜红的巨大“刺桐花”，高低错落，经久不息……仿佛一场盛大的魔术，这饱含着蔡国强对故乡泉州的一往情深以及对艺术中心未来的展望。
上：12月8日下午，筹备中的无人机。
中&下：Frank Gehry的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建筑手稿（下），蔡国强根据这个手稿创作了一幕艺术烟花无人机表演（上）。
经历十余年的共同设计打磨，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既是蔡国强与Frank Gehry自身观念与创造力的碰撞与交融，是两人忘年友谊的美好见证，也是一位艺术家与一位建筑师跨领域协作的重要成果。
虽然如今已94岁高龄的Frank Gehry未能亲临泉州现场，但这并不阻碍我们于此一起回溯这段超越政治、历史与文化的忘年友谊。
蔡国强参访Frank Gehry工作室，2012年。
“艺术家与建筑师合作，处境常常会很尴尬。因为这样的合作需要很敏感，不能手伸得太长，不然人家会觉得，你有这么多想法，为什么不自己设计？”蔡国强在采访中说道。诚然，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长达十余年的设计打磨，是两位大师自身观念与创造力的磨合过程，是其友谊发展的见证与结晶，也是一场对双方耐心的漫长考验。
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视觉效果图
1995年左右，蔡国强萌生了在泉州清源山设立一座小型当代美术馆的创想：美术馆比邻弘一法师的墓地，得以与他的仙气日夜为伴。蔡国强起初邀请了建筑师好友张永和操刀设计，而后又邀请了英国建筑师Norman Foster专程前来考察——前者围绕“山峦重叠”的意象展开设计，后者则提出了“飞碟降临”的概念。一个方案令建筑消隐于自然，另一个似与周围的风景名胜有所冲突，因而，关于这个美术馆的想法一度被暂时搁浅。
2010年之后，蔡国强将美术馆选址更改为拥有更大体量的龙头山与面粉厂，而Frank Gehry也正是于此时受邀正式参与。但Gehry特立独行的当代奇观式美学与泉州古城的氛围——尤其是开元寺一带的幽寂显得格格不入，一度令决策者举棋不定，而最终，美术馆的选址确定在了远离古城的泉州湾海边。
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2013年概念设计 (前址)
在彼时蔡国强与Gehry对蔡国强艺术中心的最初规划中，拥有花朵般造型的美术馆建筑，其外立面是锈红色的——灵感源自于泉州老城屋顶的传统红色瓦片。“这远不是一个西方建筑师在设计一个具有西方外观的建筑。”蔡国强曾于《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提到，“他（Frank Gehry）参考了在地的文化与历史。”
在当下发布的概念设计中，建筑外立面的色彩取自蔡国强白天烟花作品中淡淡的五彩，金属外壳呈现出的五彩光泽与流动的形态则来自丝绸，象征着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同时，表面起伏的动感也让人联想起大海，以及泉州作为古老港口的地域历史。
上：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东视角（生态走廊方向）
下：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西滨江视角
由西立面滨江视角与东立面生态走廊视角分别望去，建筑向海与向山的两个正面，带有泉州古城门之态，其向上微弧的造型，意指泉州古城特有的红砖建筑上翘起的瓦盖屋檐；建筑左右两侧的造型，则呈现出花朵一般的饱满与丰饶之态，以致敬泉州市花刺桐花的兴旺与繁盛；而穿插其中的玻璃结构，象征着从群山中倾泻而下的泉水，也蕴含着“滋养城市并为其倾注活力”的美好愿景。
上：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正面向上微弧的造型，灵感源自泉州古城特有的红砖建筑上翘起的瓦盖屋檐；
中：建筑左右两侧的造型，呈现出刺桐花的花朵之态；
下：穿插其中的玻璃结构，如群山中倾泻而下的泉水。
而聚焦建筑内部，在蔡国强看来，其内部结构中最大的亮点当属位于一层的主体大厅——长130米，层高50米，拥有“宇宙般浩瀚的体量与举世无双的几何构造”，“仿佛太空飞船的内仓，或是前往宇宙的码头”。毫无疑问，这为超大规模、因地制宜、跨领域的展览与项目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主体大厅内一侧伫立着两座造型空灵的室内观景塔，呼应泉州千年地标“东西塔”。观众可沿主体大厅东侧墙面的一系列“步道”拾级而上，抵达一层和其上的多层观景台。这些步道和观景台让观众可以从不同高度和视角欣赏作品。
上：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主体大厅内部朝北透视图
中：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主体大厅内部朝东南透视图
下：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景观台与步道
“Frank总是希望能与业主密切合作，通过业主理解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功能的美术馆，也了解当地的文化，（这能够）激发起他创作的灵感。”泉州距离Gehry所在的圣莫尼卡一万多公里，在大多数时间里，用蔡国强的话说，他“小心翼翼地替泉州扮演着业主的角色”。即便到访过泉州，在个人的主观体验与感知之外，Gehry依旧需要这位“当地土著”为他普及与这座城市相关的一切。
“虽然泉州人的喜好和文化说着说着就显得很具体，比如比较喜欢热闹，喜欢红色的砖墙、红色的屋顶，但是，建筑本身有自己的规则和美学要求，还要发挥出建筑师的个性。所以这之间的的拿捏就很重要。”
深知音乐对Gehry创作的重要性，蔡国强邮寄了福建南管音乐家王心心的南音光碟给他；而东西塔作为泉州的重要地标性建筑，为了将其意象完美地引入设计中，蔡国强把能找到的中国各地的塔的造型和图纸都同步给了Gehry。“当我们讨论到美术馆内来一个塔，而且这个塔是一个‘虚和空’的塔，去和外面实在的东西塔呼应，我就要尤其小心。”蔡国强回忆道，“因为这是一个很具体而且很重要的决定，它需要来自于建筑师自己本身，即便我心里很期待它的出现，但也需要耐心，让这个从他那里自然地出来。”
蔡国强眺望远处的东西塔。东西塔是镇国塔、仁寿塔的合称，是中国现存最高的一对石塔，位于泉州市区西街的开元寺内。
分歧自然也是无法避免的。有时Gehry兴奋地向蔡国强展示起自己花费数周做出的设计，但蔡国强知道，这是“一条死胡同”——然而即便如此，一下全盘否定并非最为合理的反馈方式，他只好“拐弯抹角地”指出：这个不太好，那个差点儿意思——直到最后，Gehry才发现，自己的整个想法都被否定掉了。“他看起来很不爽，但其实他在期待有这样密切合作的伙伴，去挑战他，帮他接近目标。”蔡国强笑道。
上：Frank Gehry的艺术中心结构研究模型
中&下：蔡国强根据结构研究延伸出的草图
蔡国强曾在多件创作中提到过“男孩蔡”（the Boy Cai），以此喻示一种不可磨灭的童真与初心——辗转于地域之间，游走于体系内外，怀抱孩童般对可见或不可见之世界的憧憬，“追求孙悟空般地‘捣蛋造反’，无法是法、自由自在”。而Frank Gehry亦曾于演说中称自己为“叛逆小子”（a young rebel）——无论是其创作中大胆反叛的解构主义风格，还是那些精彩刺激的人生桥段，抑或是，76岁那年以卡通形象出现在《辛普森一家》中并为其配音的诙谐经历……不可否认的是，一种对冒险的渴求，一丝浪漫主义情怀，外加些许孩子般的天真与谐趣，贯穿着二人的创作与人生。
“Frank常说，他和我是通过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交流。”采访中，蔡国强如此谈起这位老友，“我们的共同点是对自由状态的渴望，对灵动的变化和难以把握之随机性的欣赏。”
上：Frank Gehry于蔡国强纽约工作室，2011年。
下：蔡国强团队于Frank Gehry工作室，2022年。图中央为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的外骨骼研究模型。
被誉为“建筑界的毕加索”，从职业生涯的起始直到今天，Gehry一直认为“建筑就是艺术创作”，在他的眼中，每一个项目都好比“一座雕塑”。诚然，人们亦喜爱将他的建筑与艺术家们的作品并置探讨，一如他操刀设计的洛杉矶Chiat/Day大厦，自1991年落成以来，与一旁的Claes Oldenburg雕塑《大双筒望远镜》（Giant Binoculars，1991）始终相映成趣。而Richard Serra更是说过：“多年来，Frank和我一直在作品中与彼此进行着对话。”
上：Frank Gehry的Chiat/Day大厦（右侧建筑）和Claes Oldenburg雕塑《大双筒望远镜》。
下：8 Spruce Street（Beekman Tower），纽约曼哈顿
©Gehry Partners, LLP & Frank O. Gehry
现代雕塑大师Constantin Brancusi的创作一度让Gehry最为着迷——当被问及在建筑史上是否有任何“导师”或“偶像”时，Gehry率先提到的便是Brancusi：“事实上，我更倾向于从这样的艺术家那里获得思考。”他如是说，“他对我工作的影响比任何一位建筑师都要深远。事实上，也有人说我在纽约的摩天大楼看起来就很像Brancusi的雕塑。”
而Gehry最负盛名的杰作——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其设计思路便是来自Brancusi的工作室。Brancusi在创作中一贯强调雕塑之间的空间关系，他将自己的雕塑放置在被称为“移动组合”（mobile groups）的空间中，并通过不断调整它们的位置，来寻找新的关系与连结。在设计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内部空间时，Gehry便参照了Brancusi在工作室中营造的这种“移动组合”：他希望带给观者一种类似于进入艺术家工作室的体验，让不同的材料、形态与尺度形成带有偶然性的相互作用；形状迥异的展厅围绕着中庭排布，也暗示着一个“充满活力的都市环境”。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西班牙毕尔巴鄂
©Gehry Partners, LLP & Frank O. Gehry
这一设计为此后诸多艺术家的展览策划与空间陈列带来了一定挑战，但也正是在这里，命运的齿轮让两位创作者的人生产生了新的交点——2009年，蔡国强的个人回顾展“我想要相信”（I Want to Believe）巡回至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这成为了两人友谊开始的起点。
其实，蔡国强与Frank Gehry在一年前便已相识——2008年，展览“我想要相信”在纽约的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开幕，开幕前，Gehry与展览策展人、古根海姆博物馆前馆长Thomas Krens一同前来观展。悬挂在圆形中庭的装置《不合时宜：舞台一》（Inopportune: Stage One，2004）如龙卷风般裹挟着九辆升腾而起的汽车，结合发光的霓虹灯管而营造出一场骇人的“大爆炸”，目睹眼前的一切，彼时的Gehry便感到一见如故。
上：蔡国强《不合时宜：舞台一》，“我想要相信”展览现场，纽约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2008年。摄影：Hiro Ihara
下：蔡国强《不合时宜：舞台一》，“我想要相信”展览现场，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2009年。摄影：Erika Barahona-Ede
©蔡国强工作室
而在下一年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展览中，《不合时宜：舞台一》同样占据了美术馆中庭——蔡国强根据中庭场馆的空间形态，将汽车排布成了一个直立的巨大圆圈。Frank Gehry再次参观了展览，然而，令他感慨的空间运用远不止于此：绘画被陈列在方正的白盒子空间内；挑高的展厅中，则是作品《回光——来自磐城的礼物》（Reflection—A Gift from Iwaki，2004）——一件由一艘来自磐城的沉船和九吨掩盖船体、来自蔡国强家乡的德化陶瓷构成的庞大装置，观者得以从楼上俯视而下，看到沉船的全貌。
而那件名为《撞墙》（Head on，2006）的装置更是引起了Gehry极大的兴趣：99匹真实大小的狼由羊皮缝制而成，体内填充着稻草与金属线；狼群全体义无反顾地朝着统一的方向奔跑，形成一条低空的抛物线，撞击、堆叠在一堵玻璃墙底部，最后又爬起来掉头往回行走……整件装置被恰如其分地安置在狭长的异形展厅内，狼群动态的凝固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力，而整个装置所呈现出的行云流水般的形态亦令观者得以阅读出空间的形状与美感，就像为其量身定制。
蔡国强“我想要相信”展览现场，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2009年。上图为《回光——来自磐城的礼物》，下图为《撞墙》。
©蔡国强工作室
直到多年后的今天，当蔡国强回忆起那一刻，彼时的情形依旧仿佛昨日重现：“因为墙是变形的，往回走的狼像走在大地的地平线上。Frank高兴地像小孩一样，跟着狼群在地上爬。”于是，从那时起，两人就此成为了好朋友。
在而后的几年中，蔡国强邀请Gehry作客自己在北京的居所，并于2013年一起走访了泉州，向当地政府提出建造一所当代美术馆的意愿。尽管出于种种原因，美术馆直到十年后的今日才得以奠基，但两人的情谊并未因此而疏离。
Frank Gehry走访蔡国强位于纽约新泽西州的工作室空间，2011年。蔡国强曾委托Gehry将这个建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老马场重新设计、改造为自己及家人的工作与生活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蔡国强艺术中心并非两人的首次合作。早在2011年，蔡国强曾诚邀Gehry将纽约新泽西州的一处建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老马场重新设计、改造为自己及家人的工作室与生活空间。曾经的谷仓被改建成了一间面积达14000平方英尺的工作室，而拥有挑高屋顶的马棚则是作为档案馆与展览空间；占地9700平方英尺的主楼是一组玻璃与红杉木结构的建筑群，房屋外立面上点缀着一些从角落伸出的小阳台，为原本的石质主体增添了较为复杂的几何形状；最有趣的当属钛合金屋顶，它们的两端仿佛卷曲了起来——Gehry有意将其设计得如“飞毯”一般。Gehry享受为不同客户定制属于他们自身性格的设计，而在他看来——“飞毯是属于蔡的。我觉得飞毯和他之间有着一些共鸣。”
蔡国强位于纽约新泽西州的工作室与生活空间
©蔡国强工作室
作为一名游走于建筑与艺术之边界的大师，多年来Gehry与艺术家们的协作自然无需赘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为艺术家Ron Davis设计的住宅与工作室，一度打开了Gehry先锋的个人风貌，而其位于圣莫尼卡的自宅也因激进的造型语言而深受蔡国强的喜爱。如果说这座位于新泽西州的工作室与生活空间是蔡国强与Gehry协作的序章，那么，用蔡国强的话说，即将破土的当代艺术中心，在未来的岁月里将更进一步地将两人紧密相连。
蔡国强时而自吹，称自己为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艺术家个展最高参观人数的创记录者，但事实上每当这时，他的心里都很清楚，还有一位大师的个展比他多了一千多位观众——那就是Frank Gehry打破了古根海姆所有个展人流纪录的建筑展“建筑师”（Frank Gehry: Architect）。
对于拥有诸多建筑师朋友的蔡国强而言，最终认定、选择Gehry操刀艺术中心的设计，其理由是多面的。首先吸引他的是Gehry建筑的“灵活多变性”：无论是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还是洛杉矶的华特·迪士尼音乐厅，抑或是巴黎的路易威登基金会博物馆，Gehry擅于打造这些如纪念碑般的宏伟地标，但运用的并非庞大的整体体块，而是若干几何小体块的组合。在蔡国强看来，这与泉州古城的魅力如出一辙：倘若登上鲤城区西街的某处露台俯瞰，便会发现，整个古城仿佛是由无数的红砖屋顶组成。“Frank建筑上丰富的曲线与闽南的建筑其实是协调的，是一种呼应。”他认为。
上：路易威登基金会美术馆，法国巴黎
中：华特·迪士尼音乐厅，美国洛杉矶
下：马尔克斯得利斯卡酒店，西班牙艾尔谢戈
©Gehry Partners, LLP & Frank O. Gehry
其次，Gehry在创作中的“手工性”令蔡国强感受到一种“人的温度”与“朴实的乐趣”。设计时，Gehry喜爱先像小孩涂鸦一样勾画素描（我们不难从他的手稿风格中察觉出这一点），再用木块去搭建其实用功能，就像玩积木一般；而后，再以手工裁切出纸片与金属板，以构建出作品的外观模型。最后，Gehry会用他特别开发的三维扫描技术来阅读整个模型，因而，经过电脑计算的结构和内外表层而制作的建材，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浪费。
蔡国强于Frank Gehry工作室，2022年。
每当观察模型时，Gehry总是坐得很低，以此仰视建筑，来获得更为准确的视角——由人的视角高度出发观看建筑，这也让蔡国强印象深刻：“这就不会像有些建筑师的设计，当从上往下看，建筑像行云流水般神采飞扬；可是完成后，人不可能总是乘飞机看，从地上看去，建筑就像一个停车场般普通。”而在蔡国强看来，这亦仿佛是与中国古代建筑的一场隔空对话，“Frank从人的高度看建筑的视觉与中国古代建筑的理念和手法是相通的，天安门、金水桥和广场的尺度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确定的。”
蔡国强于Frank Gehry工作室，2021年。
蔡国强当代艺术中心计划在2026年开馆，蔡国强将它看作“一个送给故乡未来千年的礼物”。在过往数十年的创作中，“故乡”的意象始终贯穿其中，而多年来辗转于中国与海外之间，即便“家”的概念是多样的，但故乡却永远无法被替代。
“曾经有人说，就是赢了全世界，也难赢得故乡。”他说道，“少年时在这片土地上和这里的人玩游戏，以后你走遍天涯海角，遇见的很多人已经不会再和你做游戏，而更多的是做交易。但在家乡，你永远可以做游戏。”泉州湾是海舶和渔船的避风港，也是蔡国强身心与思绪的的归巢，他在世界各地追求着高效与完美，唯独在这里，缺憾也可以被包容。“回家的目的可以是没有目的。”他如是说。
12月8日晚，蔡国强在《海市蜃楼》艺术烟花无人机表演结束后离开现场。
蔡国强，《天梯》，2015年。作品实现于蔡国强家乡泉州的惠屿岛海边。2015年6月15日清晨4点45分，历时约100秒。图片由蔡文悠拍摄。
©蔡国强工作室
即便如此，蔡国强带给家乡的惊喜，公众早已有目共睹。伴随艺术中心在2026年的开馆，他期待聘请专业的运营团队主持策划展览、项目与活动，同时，邀请国内外知名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美术馆长、策展人与评论家等组成学术委员会，在跨领域的协作中，构建一座“通过艺术来探索最前沿科技、人文思想以及人类未来生活和精神的实验室”，抑或是一个“人类共通的古老情感所及之处”，期望人与人、与宇宙及来自亘古的灵性可以在这里相遇。
在位于西班牙北部海滨的毕尔巴鄂小城——也是蔡国强与Frank Gehry友谊生发的地方，Gehry曾以一座博物馆成就了所谓的“毕尔巴鄂效应”，即以一座旗舰博物馆带动了整个城市的产业转型、经济建设与城市更新。同样是古老的海港，同样凝聚着两位创作者的忘年情谊与无限创造力，相信在泉州湾，一切未来可期。
摄影：严玉峰
撰文：夏寒
版面设计：enkit
编辑：夏寒
编排：Tianhui
* 建筑相关图片与档案图片致谢蔡国强工作室